1960年2月20日，大庆油田石油大会战誓师大会。资料图

“铁人”王进喜，如今依旧鼓舞着众多大庆石油工人。资料图

编者按

上世纪50年代初，被称为“共和国长子”的东北三省——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作为中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经济高速发展，工厂遍地，烟囱林立，无数工人及其家庭享受着这个繁荣大集体带来的福利。

然而，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实行工业经济体制改革，政企分开，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体制，产能过剩的东北工厂大量停产、倒闭，曾经被“鸿运”福荫的一大批家庭不得被改革的洪流裹挟着前进，历经转型的阵痛。

如今，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东北的老工业基地再次来到一个曲折的转弯处。在目睹了祖辈父辈们起起落落的人生后，东北年轻一代人有的选择了离开，有的选择了留守，也有的离开后又再回来，但更多数的人则是在“出走”和“留下”间做着艰难的选择。

■东北后工业生活系列报道（一）

法治周末记者 张舒

初次抵达这座有“油城”之称的城市时，还是深冬。

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冷却了大庆这座位于黑龙江省西南部的新二线城市的热情，路上三三两两的行人紧裹着羽绒服匆匆走过，面无表情。

只有胡立带着我瑟缩地靠在路边，望着远处被白雪覆盖的油田发呆。

黄绿、红蓝相间的抽油机在其间轰鸣，高大的铁架支撑着锤头般的梁，一下一下向下锤动，锤向大地深处。

在大庆，这样的抽油机也被叫做“磕头机”，是图腾一样的存在。居民楼前、立交桥下、公路两旁，身处大庆，随处都能看见它庞大的身躯，正在工作或者已经废弃。

胡立对此早已见怪不怪。

从记事起，身为“油三代”的他，生活中就充满了这个庞然大物的影子。

“对于我们大庆人，磕头机就是印钞机，没有人不对它抱以尊重。”刺骨的寒风里，胡立躬着身子点燃了一支香烟。烟圈里，他的面容显出了几分模糊的迷茫。

在这座半个世纪岿然不动的油城里，胡立和他的祖辈、父辈都为油田奋斗了大半辈子，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工业发展给小城带来的繁荣，也饱尝了上世纪90年代末国企改制的阵痛。

几十年希望与失望的交汇中，他们一家人的个体命运与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大背景交织在一起，从轰轰烈烈走向悄无声息，被动地承受着时代赋予的欣喜与疼痛、矛盾与冲撞。

从沉默到崛起，从辉煌到衰落，如今，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大庆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变迁的缩影，再次来到一个迷惘的转弯处。

这片黑土地像极了汲取了历史和思想的庞大记忆系统，在这里，我可以毫不费力地窥探到中国的过去，似乎，也能隐隐瞥见这个国家的未来。

一个叫大庆的地方诞生

胡立不到三十岁，却有两份工作。

日间，他是大庆油田试采公司的一名普通工人。但最近几年，由于资源枯竭，油田不断减产，往日令人艳羡的福利渐渐地没了。上有老、下有小的胡立思索良久，花几万元钱买了辆二手车，开始在下班后出来“拉活”开顺风车。

生于1989年的他，常形容自己是个非典型“80后”。

之所以非典型，他带着几分腼腆又骄傲的语气告诉我，是因为他崇拜着一个对于同龄年轻人来说，在课本之外已很少有机会看见的遥远名字：铁人王进喜。

每次坐班车上下班，路过王进喜曾任队长的1205钻井队时，井架上“铁人精神永向前”的大幅标语，都会刺得正在犯困打盹的胡立猛然清醒。

几天的走访里，我几乎要算愕然地发现，对大庆的石油工人来说，王进喜绝不仅仅是一个传说。

5000多平方公里的大庆市区里，铁人桥、铁人路、铁人岗、铁人大道、铁人新村、铁人中学、铁人广场星罗棋布。铁人纪念馆里，连王进喜在会战时睡过的一条枣红色薄毛毯，跑井时骑过的一台匈牙利制摩托车，都被注为“国家一级文物”被精心保存着。

这座曾热火朝天又逐渐没落的小城，在历经了半个世纪的沧桑变化后，依然顽固地保留下了昔日辉煌的踪迹。

而作为油田工人的胡立，至今仍从事着与王进喜相同的工作。

尽管技术工具已有许多改进，但石油开采仍有许多环节与上世纪的人力操作无异。

在胡立所在的作业大队，他几乎每天都要完成的一道工序，便是安装输油管。

油管很重，9.48米长，300余斤，胡立需要借助自己的力量，用一种专门的钩子，将油管一端钩起，放上滑道，送到井口安装。

这是绝对的重体力劳动。

刚来油田工作时，胡立曾因为不懂如何用力，几次在作业时闪到了腰，落下了腰间盘膨出的毛病。

回家养伤时，他开始觉得迷茫——这几乎是我采访的每一个东北年轻人最共通的情绪。

“16年的学校教育不断地告诉我们‘知识就是力量’，但在油田，尤其是对于一线工人，你会发现，很多时候，知识是没用的，甚至是个负担。”这与60年前，胡立祖父的处境几乎没什么变化。

胡立的祖父胡建是油田第一批石油工人，老人识字不多，但并不妨碍他曾在这片油田叱咤。

上世纪50年代末，东北松嫩平原上一个叫“大同”的小镇附近，从一座名为“松基3井”的油井里喷射出的黑色油流向世界宣告了大庆油田的发现。

其时正值新中国成立10周年，而发现油田的日期也临近国庆，于是，时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的欧阳钦便提议，将油田所在地大同镇改名为大庆镇，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

这片新发现的油田因此被定名为“大庆油田”。

1960年1月，石油部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准备加快松辽地区勘探和油田开发，集中石油系统力量，“来一个声势浩大的大会战”。

其后三四月间，石油系统的37个厂矿、院校组织人员自带设备，与当年的退伍解放军战士和转业军官一起，组成石油大军，进入东北松嫩平原，石油会战由此开始。

四万人石油大会战

当时，胡建刚刚从部队转业，也成了大军中的一员。

“那时的大庆，荒无人烟，条件非常恶劣。”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胡建戴着花镜摆弄起相册里为数不多的几张老照片给我看，刻满了风霜的黝黑面庞，因为回忆，显出几分红光。

照片里的他还很年轻，和几个工友顶着羊皮帽憨憨地笑着，几张意气风发的脸上满是希望的光芒，尽管身后的雪地空空荡荡，只有远处几个刚完工的“干打垒”孤零零伫立着。

这是他在油田的第一份工作：研究如何用夯土建造民居——干打垒。

彼时，大庆已汇集了四万余人在油田采油、筑路、建厂。为了应对9月到来的西伯利亚寒流，他们需要在不影响生产的同时，建造可以防寒过冬的居所。

这种没有砖瓦，单纯依靠泥土夯实建造的简易住宅十分简陋，室内采光不足，空间逼仄。

“为了方便生产，这已经是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胡建记得，油田在当时抽出了一切可能的时间和人力，最终建造了30万平方米的“干打垒”。

此后的近30年时间里，胡建当过采油工、也当过作业工。

由于工作强度异常大，粮食又有限，胡建常常吃不饱。为了填饱肚子，他不得已卖掉了自己的唯一的家当——一块手表，换成了粮票。

吃和住，几乎成了油田里每个工人都不得不面对的最大问题。工人如此，知识分子也不例外。

1962年年底，为了避免夫妻两地分居，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的毕业生林松和妻子李莹同时志愿来到大庆加入会战。

他们的婚礼就是在油田举行的。

“我们用报纸糊了墙，门口贴上一对红喜字，就算是新房了。”在李莹递给我的几张照片里，两个年轻人握着一沓信封笑得格外朝气。

这沓书信是两人大学4年时光里，写给彼此的校园情书。情书从上海的大学校园带去了大庆。

在李莹自己的日记里，她把这段经历命名为《萨尔图往事》。萨尔图是大庆这个地方在19世纪末的称呼，蒙语词，意为“月亮升起的地方”。

但很快，初来的建设热情，就被冰冷的现实浇熄。

“我们本来都不是怕苦的人，但没想到李莹没多久便怀孕了。”在林松的眼中，妻子原本能吃苦、有干劲，然而，怀孕之后，艰苦的生活条件让李莹的身体一天天衰弱了下去。

女儿林佳虽然生了下来，但李莹也被折磨得不成人形。

后来，她悄悄告诉我，其实在那样的条件下，不一定非要做母亲。“但当时，所有的女人走的都是那条路，我也没有考虑过其他选择。”

林佳稍微大了些，李莹便把孩子送去了油田托儿所。

彼时，油田托儿所多是由嫁入油田却没有非农业户口的农妇组织的，托儿所的卫生条件很差，女儿才去几个月就患上了肝炎。

“当时大部分家庭都是双职工，没办法(把孩子)交给别人照顾，整个区域的公共交通又很不便利。”无计可施的李莹，开始不时地把女儿锁在家里。“等我回来的时候，总是看见孩子躺在炕上，脸上布满了干掉的泪痕，不然就是滚到房间的角落里头了。”

“其实年幼时被锁，是我们很多油田子弟都有的记忆。”林佳从没有怪过母亲，“那个年代要做一个好母亲，真的太难了。”

“十不要”的油田旧时光

日子虽说清苦，但在林佳幼年的记忆里，全家人却总有一股说不出的自豪感。“怎么说呢，就是有那股大家一致向上的劲头。”

在这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大庆油田几乎举一城之力供应了全国石油过半的需求量。以铁人王进喜为主人公的石油大会战故事更是在全国传颂。

“那时候除了油田的工作，我们自己的生活几乎完全不需要操心。”林佳至今记得，小时候在大庆的“十不要”：住房、烧气、理发、洗澡、上学、看病、看戏等十样生活需求统统不收费。“公交车就是通勤车，是重要的生产车辆，载的不是职工就是家属，全都免费。”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企工人通过工厂而隶属于国家，保持着终身固定的劳动关系，而国家也通过工厂，为工人提供生活资源、社会保障和大体平均的工资。

上世纪70年代前后，随着大庆油田开发逐渐稳定，油田子弟的家庭生活条件也越来越好。

“每月定量供应半斤豆油、半斤肉，再发3斤大米、5斤白面，28斤苞米面。”那是林佳最开心的一段时光。

1979年，林佳一家人从“干打垒”的房子里搬出来，分到了一套楼房。“当时双职工家庭的标准是35平方米的套间，3口之间可以分到45平方米。”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油田生活得到了更大的改善，每个单位都有了自己的冰棍厂。西瓜苹果、饮料啤酒、月饼粽子，洗发水、肥皂……单位包揽了几乎所有的生活用品。

胡立的父母在1987年结婚时，油田不但分了房子，甚至还发了一张床。

这样一个庞大、有序运转的国有企业，就像一面密密麻麻的网，兜住了每个身在其中的人。

因此，大部分油田子弟在读书时都会选择石化类专业，因为他们知道，最终也是最好的未来是回到石油系统。

“油田子弟和非油田居民像是活在两个平行世界，教育是分开的，居住空间也是如此。他们生活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久而久之，油田内外隐隐出现了一条“鄙视链”。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曾经是自带光环很有优越感的小众群体。”在胡立自小就建立的世界观里，按照石油行业“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传统，“我们父母这样的“油二代”再到我们“油三代”，长大后都是准备回油田当石油工人的，工资高福利好，还是铁饭碗，算是很好的选择了。”

但敏锐的人们，在这一时期，已嗅到衰颓的气息。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产能过剩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开始有大量工厂停产、改制和倒闭，大批职工下岗，多数“油二代”们虽然背靠着油井的福荫捧牢了饭碗，但待遇却已远不如前。

更年轻的“油三代”青年们，在目睹了父辈起起落落的人生后，纷纷开始寻找新的出路。

在北京打拼了6年的张琳早已放弃了回到东北老家的念头。“可能每个人都会如此，特别熟悉一个环境之后，有的人会想留在这个舒适圈里，有的则想逃出去。”

对于张琳来说，想逃出去的原因很简单，“每次回大庆都像是穿越到一部以20年前为背景的电视剧里，和外面的世界格格不入”。张琳觉得，在大庆，家人、朋友的生活状态，也是大庆这座城市的气息和面貌，人们谈论的话题和20年前毫无差别。“这些年，这座城市不断变化的只有人口数量和gdp数字。”

尽管6年时间年里，每当她遇到困难，父亲都会说这是她没有参加油田招工导致的。

在油田的老职工们看来，离开大庆的多是“失败者”。

“出去的没几个收入比在家多。”在张琳母亲的认知里，外面的世界如同洪水猛兽，“出去打工，人家管你采暖费吗？感冒什么的，人家管你治病吗？”

油田家长们最爱在饭桌上提起的，也是谁家孩子北漂失败或闯荡大城市被骗的故事。仿佛这是离开大庆的必然。

油田的兜网，裂痕渐生

当然，也有人费尽心力地想要留下。

2014年清明节前后，曾有几千名油田工人聚集在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的大楼前，抗议新出台的油田子女签约新政：二本非油田相关专业、三本院校毕业生不再直接上岗就业，需要参加综合素质测评考试及委托培训，再择优录取。

消息一出，比在二、三本大学读书的子女家长更慌张的，是一拨等待兜底的待业子女的家长们。

据估算，当时全公司职工子女中待业人数约为两万人。他们期盼着再来一次2006年那样的“大兜底”，前来应聘的所有油田职工的子女——只要年满18岁，照单全收。

“老子打下的江山，为什么不能让小辈来继承？”在这场风波里，这是胡君最为费解的一点。

其实，早在1986年，国务院即明令必须实行劳动合同制，废止子女顶替；上世纪90年代，毕业分配也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这一消失20年的政策，在油田中一直顽固存在着。这个游离于市场经济之外的大型国企，始终顽强保有着计划体制下的自我运行机制。

家长们迫切希望抓住油田衰竭前最后的机会，“哪怕是倒闭前一天进去了，油田就能管你下半辈子吃饭的”——大庆油田的“油一代”、“油二代”们，已在这里吃了一辈子饭，积累了众多有关计划经济时代的愉快经验和正向记忆。

彼时，就读于某“三本”院校大四的颜璐正打算回大庆油田工作，但新招工政策令其必须先考试。

当时，她在哈尔滨一所“三本”院校读工商管理专业，毕业前夕，当其他同学在为就业奔波时，她拒绝了北京一家广告公司的工作，“我从没发愁过找工作的事”。当下，颜璐琢磨的是大庆哪个井队附近饭店更多，仿佛她已经成为油田正式的一员。

在2014年4月7日前，颜璐一直认为自己4年在外的求学生涯就是为了“回到大庆”而做的准备。

不曾想，考试的消息突兀而至。

“就好比一个晴天响雷，我被劈中了。”在颜璐根深蒂固的“接班”信念里，虽然油矿工作艰辛劳累，大庆油田新职工4万余元的平均年薪也并不算很高，但她看中的是稳定的生活和待遇。

然而小姑娘不曾看到的是，以胡立为代表的油田年轻工人业已成为了油田里最尴尬的一代——他们没有享受到父辈时期的发展红利，又不得不承受着行业转型的阵痛。

此时的油田早已不再是她想象里的“乐国”。

就在她读大学期间，大庆油田的盈利，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11年，公司的盈利曾达到700亿峰值，此后不断下滑。

祖辈、父辈为之挥洒了所有青春的油田不得不最终“抛弃”以她为代表的“油三代”们。

胡立也越来越觉得，和初中同学相比，自已也被抛弃了，像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

他的不少朋友如今已离开大庆，在外“拼杀”。

房地产公司的公关、画漫画的画家、做轨道信号研究的科研人，甚至有一位成了微博认证的知名模特……

一次春节同学聚会，许久没见的大家畅谈着房价、理财、个人奋斗，谈北京年轻人关心的一切，胡立都插不上话。

此后，他再也没有出现在类似的场合上。

他说自己怀念大庆的集体主义和人情味儿，“周围全是叔叔阿姨、兄弟姐妹，物业公司给单元楼门口挂红灯笼、贴春联”。

那个看着他长大、家住楼上的大伯，每天清晨出来打扫楼道，30多年来从不间断。

葛谊受不了这样的“熟脸”世界，疯狂地想要逃离。

17岁那年，她终于坐上离开大庆的火车，独自前往北京。

为了路费、生活费，她求了爸爸两个月。爸爸强烈反对，说他去过很多城市，哪里都没有大庆好。葛谊对此不以为然。

到了北京后，她租住在南二环的一个地下室里，开始学习化妆、造型。

“那时候拎着化妆箱满北京跑。”葛谊说，她曾一个月赚过2万元，也有过食不果腹的日子。

租住房间的床塌了大坑，墙上全是霉点，葛谊都觉得自己可以坚持。

直到6年前，父亲得了脑癌，母亲崩溃中给她打来电话：“你明天不回来，就再也不要回来了。”

可回来的第一个月，葛谊傻了，她不知道自己能靠什么生活。

妈妈也看不惯她的穿着，几次勒令她不要穿那些“奇怪”的衣服。特别是，少说儿化音，把京腔给改了。

葛谊用自己攒下的积蓄，在湖边开了一间咖啡馆。

每天早上经过的大爷大妈们不明就里，常好奇地探头来问：“这是干吗的？卖馒头还是酱肉？”

在当地人看来，大庆人只分为两种，有工作的和没工作的。有工作的，是指油田职工以及公务员、老师或者医生；而没工作的，就是除了第一种之外的所有人。葛谊被归入后面被歧视的一种。

相亲时，对方听说她是做生意的，就会谢绝。提起女儿，妈妈也说：“她没有工作。”

如今，葛谊还常常想起在北京那段困窘却丰富的日子：在公交车上自顾自地化妆，去西单图书大厦看书，去酒吧街蹭歌听……

她的记忆里始终留存着一个画面：后海的晚上，4个不再年轻的中年人在舞台上自弹自唱，灯光一束，打在他们花白的头发上。

今年春节，张琳的父亲在年夜饭餐桌上再次劝她回到大庆。

张琳不再和他剧烈地争吵，只是默默回到房间，在一片喜庆的爆竹声里买了大年初三回北京的火车票。

她的窗外，遍布大庆整个城市的“磕头机”还在一上一下地运作着。

张琳说，如果留在原地，这也将成为她的人生，“只能一下下对命运磕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