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高考过后，都有落榜的孩子陷于痛苦之中，走不出来。不过我觉得，没那么严重。我年轻时也考过学。好几次眼看就要成了，总是折在最后一刻。

每次考不走，我也会痛苦很久。可静下来细想，它还真算不上什么。考一次，起码是多了一次历练，也是多了一次考场经验。我没有认输，坚持走了下来。到最后，我读完了硕士、博士。

三十几岁前，我只有一张小学文凭。因为生病，念完小学后我没再接着上学。13岁那年，我患上了一种类风湿病。也是这病和后来的艰难日子，把我逼上了考学路。

患病后，我退学在家。直到一年多后，病情才渐渐有了缓解。15岁起，我试着外出打零工。童年，我干过很多苦活：上山放羊，烈日下在河滩里砸石子，从轮窑里往外背砖，在建筑工地上送料……

1977年，中国恢复了高考。因很清楚自己上过几年学，所以，恢复高考后的前两年，我都没敢去报名。那时候，绝大多数工作都是拼体力。因为有病，我很难找到我能干的活。我愁啊，今后的日子，我靠什么去生活？

在国内，我最后一次进考场是在1985年。这一年，考研突然有了个新词，叫“同等学力”。也就是说，不管你上过几年学，只要能证明自己能力够，就允许报名参加考试。这一年，我以小学学历报考了硕士研究生。最后，迈过初中，高中、大学，考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

作为老三届，我们这一代，有着幸福童年的人不多，每个人所经历的苦难也各不相同。我爹妈都不识字。因为穷，他们没有上过学。考学的路，我走得很苦、很艰难，也很漫长。

和那些风云人物相比，百姓众生看似岁月平淡如水，但很多人也都活出了不同人生，活出了精彩。我也仅仅是靠读书改变了命运而已。

从上小学起到博士毕业，我一共上了十年零八个月的学。

我读书，多是在校外，在工作之余的零碎时间里。1985年，我来北京上学，3年后获硕士学位。1988年，作为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当年唯一的电视专业毕业生，我进了中央电视台。

回首看，今天看似再平常不过的高考，当年却是我们这代人望眼欲穿地期盼。是高考让我们有了博弈平台，我们这代人才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1979年，我参加了高考。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我唯一一次考本科。我报了俄语专业，超过录取线56分。然而，也就是从这年开始，考外语有了年龄限制，不得大于23岁。我超龄了。从年龄上来看，若想上学，我面前只剩下一条路——考研究生了。

1982年，我报了北京广播学院的硕士生。考分出来后，老师说：“今年考播音发声学的，还数你分数最高……”因我学历太低，最终还是被拒。那就尽快止损转向吧，我选了新闻学。

1984年，我去复旦大学参加新闻系硕士生复试。面试过程中，有老师问起我毕业于哪所大学。我说：“小学读完后我没再上过学。”因这种情况还无先例，我又被拒。

1985年，我考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

读书之路，我没有就此止步。2000年，我去了莫斯科大学读博士研究生。

我之所以说这陈年往事，也是想说：人，哪儿能事事都顺？考砸一次，它真的是小事一桩。年轻，就是你的优势。你完全还可以从头再来。读书，什么时候迈腿都不算晚，千万别认为没有了路。

千万别信“寒门难出贵子”这些话。复旦大学拒了我后，我来北京找学校。白天，我要饭吃；夜里，睡北京站候车室。也都过来了。

一个人，出生的家庭无法选，而要走的路你可以自己定。 （张翔升）

来源： 中国青年报